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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代词是在语用的经济原则和主体中心原则之下产生的一类特殊代词，它的基本功能是称呼和代替，在语用学中也称为“人称指示语”，指用话语传达信息时对相关角色的指代称呼，包括说话人、听话人以及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所涉及到的人。它首先是具有称代功能的词，其次，既然人类的交际情境包括现场和非现场的交际以及虚拟交际客观地存在着对话的双方和不在场的的第三方，那么人称代词就不只是“指代言语交际双方的代词”，而且指代不参与言语交际却相关联的第三方，再次，人称代词与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的交际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交际，人们的称谓用语带有浓重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民族文化色彩，除了典型通用的人称代词外，还有蕴涵浓重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色彩的谦敬人称代词和据傲人称代词等等。人称代词是汉语语法中的一个重要而又相对封闭的系统。它和指示代词、疑问代词一样，都具有特殊的“游移泛代性”。
第一人称代词作为古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与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仅为“我”不同，古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形式多样，充当过第一人称代词的有“余(予)、吾、我、朕、卬、台”这几个词，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虽然简单，但在词义演变发展与语法功能方面却很复杂，各个代词在古汉语中的使用频率也存在差异。
在现代汉语中，“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句子中可以充当主语(我喝了一杯水)、直接宾语(就是我)、间接宾语(给我一杯水)、定语(我的姐姐)。所以在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可以用于主格、宾格、与格、属格。而在古代汉语中，充当过第一人称代词的“余(予)、吾、我、朕、卬、台”这几个词，在流传下来的语料文献句子中所发挥的句法功能是存在差异的。
余(予)在春秋时代，“余(予)”可作主语、宾语、定语等句子成分，也可以作兼语，还可以与别的词构成联合短语作判断句谓语。作主语：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仪(《王子午鼎铭》)。作宾语: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诗经·豳风·鸱鹗》)。作定语：唯正月吉日丁酉，徐王义楚择余吉金，自作祭鳊(觯)(《徐王义楚觯铭》)。
“吾”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西周时期语料《周易》中，只出现了一次且是作为主语，春秋时期“吾”一共出现了7次，分别用作主语、定语。战国后至明清时期，第一人称代词“吾”的使用率逐渐增加，“吾”在句子中也主要充当主语、定语等。
“我”作为古今汉语中使用最多的第一人称代词，从殷商汉语至现代汉语“我”所充当的句子成分大致是相同的，即文言文中的“我”也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兼语等。总的来说，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在句子中发挥的句法功能，综合所有出现在古代汉语文言文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其句法功能是大致相当的。
“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其存在的文献主要为《尚书》、《诗经》、《论语》、《孟子》、《逸周书》等。在这一时期，“朕”主要是用作主语和定语。到春秋时期，“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开始变少，在秦统一华夏大地之后已经呈现出了完全而且彻底的消亡趋势。主要用作定语，例如: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秦公钟铭》)。
“卬“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西周时代已经出现，在《尚书》、《诗经》中出现，可以作为主语也可以作为宾语。作主语，如:樵彼桑薪，印烘于堪(《诗经﹒白华》)。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直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诗经·大雅·生民》)，并且这种用法实际在中华文明的战国后期就已经开始消失。作宾语如: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尚书·大诰》)。肆予曷敢不越印敉宁王大命(《尚书·大诰》)。
“台”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次数与使用的实践都不是很长，不论是西周时代还是春秋时代，“台”都是用作定语的。“我”、“吾”这两个词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汉语历史上占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两汉以后的语料文献中基本都是“我”、“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