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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愤著书”说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是一个传统的命题，它是司马迁在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和屈原“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正式提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普文土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腆脚，兵法修列;小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皆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后在司马迁给其狱中好友任安的信中又写下“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胶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皆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样与上段大同小异的话，在这里，司马迁一再谈到“发愤著书”这一理论，由此可见这一文学理论并不是偶然随意得出，而是经过司马迁深思熟虑，亲身所感的才得出的结果，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历史发展，与他自身的悲惨经历极为相似，一样坎坷波折横生，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类似这样“离经叛道”的言论无疑触到了很多自诩为正统文人的反对和指责，甚至当时有人说出“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为谤书流于后世”这样的言论，但在历史的洪流中仍然有一些文人骚客，对于司马迁“发愤著书”一论深受感触，进而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当今社会是一个自由探讨。学术风气不断发展形成的社会。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理论意义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同时他在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也有着很重要的贡献。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他在刘安评价的基础上对屈原进行了重新评价。司马迁在评论屈原上与汉儒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司马迁更看重屈原《离骚》中“怨”的内容以及他对自身情感不可遏止的自然抒发，司马迁对屈原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他指出屈原有感于当时朝廷邪正不辩，是非不分，小人当权，贤人被谗，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身被流放，穷困潦倒，为此心中充满了怨愤不平之气，遂发而为《离骚》之作。司马迁认为屈原和宋玉等人最大的不同便在于屈原敢于“直谏”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和百姓利益而进行坚定绝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这种对黑暗现实的怨愤对国家的热血激情和“直谏”的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的优秀思想传统。司马迁通过屈原及其《离骚》的诗学价值，不仅阐明了《离骚》“盖自怨生”的特点，而且认为这种特点也反映在一切进步文学作品和其他学术著作中。他的“发愤著书”说正是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展。司马迁确立了屈原在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他认为屈原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发愤”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的伟大诗人，从而肯定了屈原发愤创作的道路，在文学传统和文学理论上突破了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的诗教说，对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对前文所述的八个创作特例作了总结概括:“此皆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些人都是在思想抱负上有着解不开的苦闷郁结，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才写下这些往事，希望将来的人理解他们的思想。司马迁表达出的是，流传后世的作品大多是因为对黑暗现实怨愤不平下的产物，即许多作者都是由于遭遇不幸命途多舛，受到黑暗社会的迫害和压抑，使他们有“道”难通，有“志”难申，这才“发愤著书”，并以此来实现自身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由此我们不难知道，所谓“发愤著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达意通道。当作者的志向与抱负不能为国为事业做出成就，没有在实际上实现，才会借“述往事，思来者”的文学著作来寄托自身内在的情感和志向。而司马迁也是如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入狱，在死亡和宫刑之间，由于对理想抱负的追求而选择受宫刑的司马迁出狱后，被用为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秘书，被称为“尊宠任职”，此职系宦官充任，这对司马迁而言无疑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侮辱。他饱尝了专制的毒害，经历了从热衷仕进到绝意仕途思想上的转换，肉体与心灵的巨大创伤并没有使司马迁因此而颓废避世否定人生，他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观，重新标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把追求世俗的功名利禄作为执着于著史的目的。司马迁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最终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的人生抱负通过另外一个方式实现了的同时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