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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是英国的一份综合性全国发行的日报，它的影响力涉及到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本文以辛亥革命前《泰晤士报》中的儒教形象为研究课题，阐述辛亥革命前《泰晤士报》中儒教形象的变迁，并总结辛亥革命前《泰晤士报》中儒教形象变迁的缘由。辛亥革命前，《泰晤士报》对中国儒教的报道出现了从批评开始，到批评加剧，再到“重新提倡”的变化，无论是批评还是提倡，实际上是在于他们国力实力的提升以及传教的义务需要，而不是对中国的宗教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泰晤士报》关于孔子和儒教的第一篇报道是1786年12月6日的《中国人性格的调查》，也就是《泰晤士报》创立后的第二年。这也是《泰晤士报》第一次出现对孔子、孔子的思想及儒教的践行者———士大夫阶层的报道。但这只是一篇报道的前半部分，后一半到第二天，即12月7号才完整的登载完。
《泰晤士报》开篇先谈到中国的士大夫。中国的文人学士为了不被别人看作以从事体力劳动为生的劳工苦力或低贱的人，于是把指甲修剪得参差不齐。作者第一次谈及孔子是他教授民众用蓍草和《易经》进行占卜。接着他援引了编纂《中华帝国全志》的杜赫德（Du Halde）的观点作结：中国上层的文人都非常的无知，不能正确地推导大自然的运行，人类心灵和上帝的存在，上帝在他们心目当中没有任何地位。他引用杜赫德对于中国人的看法的目的是以此阐明自己观点和立场。报道作者着墨描述中国文人修剪指甲显示身份以及依赖占卜进行预测，字里行间暗示了中国士大夫的肤浅和无知，置中国文人大夫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德行于不顾，对异于自身和充满异域情调的现象却紧抓不放，充满了观察者自身的形象和异域风情。在英国人眼中，有没有超自然的观念，即有没有上帝观是评价一个人是否有知识有文化极其重要的一个标准，中国的学士大夫因缺乏这个观念，故而被直接视作异类。
当谈及孔子的作品，《泰晤士报》报道，有许多书署上他的名字编纂而成，然后强加于公众。他的著作与现实十分契合，不反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恭敬和荒谬的行为。比如：他们赞成专制统治以及父辈宗族的权威；他们也不谴责贩卖儿童，一夫多妻和禁闭女性。在孔子作品方面，作者只看到了其赞成专制统治，一夫多妻等消极的，负面的部分，对于其中提倡孝敬父母，兄弟和睦，修生养性等积极的、正面的部分则闭口不谈，视若无睹。其中甚至不乏一些捏造的成分，比如贩卖儿童等。此外，作者对于17-18世纪中国热却只字不提。比如威廉·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极力赞美和推崇等。除了在第一段开门见山地提到孔子在欧洲鲜为人知之外，接下来进一步表明了报道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文章谈到，孔子如同无知的民众一样看重阴阳，并且喜欢通过蓍草占卜来预测未来，这些不啻为孔子性格当中的一个缺陷，最后作结，他还“不如机械工聪明”，他的智慧因为愚蠢而不能显现于世。对于孔子的评述，《泰晤士报》一如既往以通过蓍草占卜来预测未来作为“他者”，与不相信占卜能预计未来的“自我”进行对比，进而体现自身的文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