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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媒体报道了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许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所谓伟大的时刻，迟子建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在这时，她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看完这篇文章后，灵感来了，迟子建决定动笔写作这个民族的历史。
2004年8月，迟子建到根河市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找到了山上的猎民点，找到了笔下女酋长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妈妈，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迟子建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作了几万字的笔记。2005年，迟子建开始在故乡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故事，且叙述主体又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个性更为鲜明的叙事视角。叙述者“我”是一个置身整个故事中的老人，是“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见证并亲历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族人近百年的游牧生活及其最终命运。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定位，决定了“我”的叙事视角的多重性：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又是回忆的主体和故事的讲述者。其叙事的展开也带有一种自然状态的自我交流的特征。
迟子建出生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这个风景秀美的北国边陲给她留下了太多的记忆。黑龙江的鱼汛、大兴安岭的林涛、鄂伦春的马队点拨了她的才情、丰富了她的情感、开阔了她的视野，人类的精神溯源性又使迟子建与生俱来地形成了一种眷恋北国故乡的生命情结。[4]而在当今文坛上，认同世俗、赞美欲望正成为当今许多文学作品的表现主题，在这样的氛围中，迟子建没有以媚俗的姿态迎合市场，而仍以孤独而执著的探索精神，坚持着自己由来已久的创作追求——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土地，营构着一支支吟唱故乡田园的淳朴自然而又粗粝野性的牧歌。她像肖洛霍夫写顿河哥萨克、福克纳写美国南方小镇那样心无旁骛地书写她的北国边陲。